刘和平：中美两个经济领域工作组启动 冷静正在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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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中美双方商定，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你认为，这对于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经贸关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简单来回顾一下过去二三十年来的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经贸关系。我记得有人曾经将中美关系形容为“夫妻关系”，对此我的看法是，中美两国即使是在关系最好的时候，也没有正式步入到“扯证摆酒结婚”的程度。因此，用“恋人关系”来形容过去二三十的中美关系，似乎是更贴切一些。
十多年前的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经贸关系，基本上可以用“热恋状态”来形容。其中的典型标志就是，美国不仅同意中国加入了WTO，而且中美正式开启了“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对话的开启，主要是为了解决中美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的共存共容问题。为此，中方提出了中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国家利益的倡议。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中美都有意从“热恋状态”尝试着要“谈婚论嫁”了。
然而好景不长，中美关系就从“热恋状态”进入到了“吵架分手状态”。其中的典型表现就是，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之后，不仅主动挑起了对华关税战和贸易摩擦，而且全面中断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拜登上台之后，不仅延续了特朗普的对华关税战和贸易摩擦，甚至一度扬言要在政治上挑起一场对华”新冷战”，军事上构筑对华包围圈，以及在经贸领域尤其是高科技领域内跟中国部分“脱钩”。
那么，这次中美“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的成立，则意味着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经贸关系，开始从“吵架分手”与“冷战”状态，重新开始步入到尝试着重新谈起来的“冷和”状态。我们知道，在中美开展“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时候，双方谈论的不仅仅是宏观与根本性的战略问题尤其是国家关系定位问题，而且中方往往会派出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国家领导人参与会议，美方也会派出主管安全与经济事务的最高级别官员，甚至是派出副总统与会。而现在的“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会议中，双方沟通的内容不仅从根本性的战略层面降到了战术性的具体事务层面，而且出席官员也降为了部长级或是副部长级。这也就意味着，中美双方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我们既然无法“相爱”与“结婚”，那就解决好“相处”的问题，尤其是解决好“相处”过程中的分歧与摩擦问题。
直新闻：那在你看来，中美双方为什么会决定将双边关系从由美国主动挑起的“冷战”状态调整为“冷和”状态呢？
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尝试着用两句话来概括——
第一句话是，中美双方都承受不起由美国主动挑起的对华“新冷战”的代价。过去这些年的所谓“新冷战”，不仅导致了中美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激烈对抗，在军事领域的尖锐对峙，并且有可能会走到爆发热战的地步，而且在经济领域内也给双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其中的典型表现就是，美国主动挑起的对华关税战与经贸摩擦，不仅进一步助长了美国的通货膨胀，迫使美方不得不重组产业供应链来替代“中国制造”，而且也使得中国不得不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以防经济陷入因供应过剩而有可能产生的通货紧缩，以及迫使中国不得不向第三世界国家开拓新的市场以替代美国的市场。同时，美方推出的对华高科技“脱钩”与产业链大重组，也使得美欧等国家的那些跨国企业陷入到了恐慌状态，不得不另寻新的生产基地。
第二句话是，在中美谁都消灭不了谁，谁都打服不了谁，两国最终都必须要在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上生存下去的情况下，打起来不如谈起来，是中美双方冷静下来之后必然要选择的道路。这既是基于人类历史上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相互杀戮导致两败俱伤的教训，也是基于中美不仅是两个核大国以及在经济上唇齿相依、利益共荣共损的现实。
而且在我看来，中美将双方的沟通与交流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宏观层面，降低到解决具体纠纷与矛盾的“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层面，其实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情。它意味着，中美正在冷静地面对事实，准备将属于战略层面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以及台海与南海局势等安全层面的问题，跟具备的经济与金融问题分开来处理。这样一种做法，反而有利于中美双方排除干扰，务实地处理与解决一些经济与金融层面的实实在在的问题。因为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证明，中美在宏观层面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虽然看上去很高大上，但是，由于双方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上的根本性不同，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战略互信问题未解决，中美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战略对话，往往只能是各自重申自己的立场，最后议而不决，甚至因此而影响到了双方在经济与金融层面具体问题的解决。
因此，这种务实的做法，无论是对于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经贸关系来说，还是对全球经济与金融的稳定来说，都是一件让人感到欣慰的好事情。